在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全球经济金融正经历着深刻且全面的重塑，这已然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重要现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究全球经济金融在 2025 年呈现出的诸多关键特征，以及面对这些变化，中国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一、全球经济金融的新特征

（一）持续低增长成常态

全球经济步入了持续性低增长阶段，这一特征尤为显著，且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持续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回顾过往数据，2022 年全球经济虽有一定反弹，发展中国家以红色线条表示，发达国家以黑色线条表示，整体经济走势在图表中清晰可见。到了 2024 年，经济又出现了些许反弹迹象，然而，就目前对 2025 年的预估来看，经济水平基本与 2020 年持平，甚至后续还会缓缓下行。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大约在 2.7% 左右，预计未来 3 - 5 年，也将维持在 2.7 - 2.8% 的水平，这与以往相比，无疑是处于相对较低的增长状态。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疫情的冲击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极为深远且近乎永久性的创伤。若没有疫情的发生，按照原本的预测，全球经济本应沿着黄色线所代表的轨迹稳健发展，在 2020 年因疫情下跌后，乐观估计会在 2022 年实现如红线所示的强劲反弹。但实际情况是，截至 2023 年底以及目前对 2024 年的预测，全球经济正沿着蓝色线前行，由此形成的缺口正是疫情所致，且这一缺口已造成了高达 7 万亿美元的损失，使得全球经济增长轨迹平行下移，步入了低增长的轨道。

不仅如此，全球劳动生产率也普遍呈现下降趋势。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例，在 2000 年到 2004 年期间，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能达到约 2%，但在未来几年，预估其增速将降至 1.5% 以下。从分解因素来看，资本渗透率下降、就业率下滑以及劳动生产率降低等，皆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缘由。而产业链的重塑、贸易推动力的减弱、地缘政治的频繁波动等因素，都对整个生产的组织结构产生了强烈冲击，且当下仍处于调整与重新构建的过程之中。另外，虽然人工智能备受瞩目，但至今尚未形成足以改变现状的强大新生产力，这些综合因素共同主导着未来几年全球基本的经济走向。

历史数据同样能佐证经济增长下滑这一趋势。例如，在 2001 年到 2008 年期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3.5%，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 - 2019 年这十年间，增长率下降至 3.12%，降幅达 0.4 个百分点。如今，对未来全球 GDP 增长速度的预测更是低至 2.5% - 2.6% 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的数据为 3 - 3.1%，若以美元现价计算，则约为 2.7%），相较于 2001 年到 2007 年 3.5% 的增长速度，平均下跌了 0.8 个百分点，足见经济下滑幅度之大。高盛近期所做的长期预测更是指出，到 2070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缓缓下降至 1.7% 左右，尽管这一预测因人工智能（如 ChatGPT）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而存在争议，但倘若人工智能未能带来重大改变，目前普遍认为这一趋势将大概率成为现实。

（二）贸易不再是经济增长火车头

自 2008 年起，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贸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当之无愧的 “火车头”。在 2001 年到 2008 年期间，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后，贸易全球增长迅猛，从占 GDP 比重 30% 一路飙升至 60%。但 2008 年金融危机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此后贸易增长开始不断波动，且占 GDP 的比重基本维持在 60% 上下，这意味着贸易增长速度与 GDP 增长速度逐渐趋同，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大不如前。

从更具体的数据来看，地缘政治因素导致科技产品以及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都出现了急剧下跌的情况。例如，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到美国的规模，在 2018 年以前能占到美国进口的 40%，而如今这一比例大幅下滑，与之相对应的是，东盟向美国的出口量呈上升态势。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企业在东盟进行的再出口，这一现象不仅改变了全球产业链的配置，还对中国的 GDP 和 GNP 配置产生了影响，进一步凸显了贸易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而贸易格局的改变，必然会引发金融领域的连锁反应，使其也面临着深刻的调整与变化。

（三）财政赤字攀升，金融风险积聚

全球范围内，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正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这无疑给金融市场埋下了重大的潜在风险隐患。倘若没有 2020 年疫情的影响，全球平均政府赤字原本应从 83% 左右逐步增长至 87%，虽有增长但幅度相对可控。然而，疫情发生后，赤字规模急剧扩张，后续虽有所回落，但近期又开始逐渐回升。据预测，到 2028 年，也就是 15 年之后，全球赤字将会达到 100%，这与欧元成立时所设定的财政标准（赤字率 3%、债务率 60%）相比，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日本为例，其政府债务高达 250%，美国也达到了 130%，曾经美国还嘲笑欧洲的债务问题，如今自身的政府债务却已超过欧洲，债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再看美国的具体情况，预计到 2028 年，其基本赤字大约维持在 3% 左右（略高于 3%，约 3.5% 左右仍处于可维持状态），但付息成本却上升得极为迅猛。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利率水平的大幅提高，此前近乎零利率的环境不复存在，如今已攀升至 5% 左右，在政府财政持续赤字的情况下，付息成本不断走高，财政赤字愈发难以控制。

为了应对财政赤字问题，各国央行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这也导致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出现了剧烈扩张。以美联储为例，2008 年时，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从约 0.7 万亿美元增长至 1.4 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当时已令人咋舌。而到了 2020 年，更是大幅跃升。与此同时，欧央行、日本央行等也呈现出类似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情况。然而，若想让资产负债表规模回归到之前的水平，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所以当下各国央行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货币政策只能在走走停停中艰难维持，财政持续扩张与货币松紧不定的矛盾局面，使得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不断积聚，成为了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一大威胁。

（四）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不确定性加剧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急剧攀升，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最新的相关指数来看，全球经济脆弱指数呈现出迅猛上升的态势，以蓝色曲线表示的这一指数清晰地反映了经济的脆弱性在不断加剧。而代表地缘政治风险的红色曲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虽曾有所下降，但随着后续局势的发展，近期又急剧上升，这表明全球的脆弱性与地缘政治风险正处于双双高涨的严峻状态。

全球经济的碎片化现象也愈发严重，仅 2023 年一年，全球各个国家新增的产业政策数量就从年初近乎极低的 100 左右，飙升至 1600、1700 左右，这一数据直观地展现了全球化进程受阻，全球经济正被进一步割裂的现实。这种割裂状态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同时也使得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稳定。

中美的冲突无疑是当前地缘政治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回顾过去 500 年大国崛起的历史，荷兰曾崛起后又衰落，英国在工业革命后逐渐兴盛，二战后走向下坡路，美国自 1760 年建国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二战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如今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其地位受到挑战。中国从明末起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清末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崛起，如今中美经济规模差距逐渐缩小，美国将此视为 “修昔底德陷阱”，尽管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共同利益，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与冲突依然给双方关系带来了诸多挑战。

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二战后日本 GDP 占美国的比重通过贸易发展迅速上升，这引发了美国的警惕，随后美国与日本展开了贸易战、金融战、货币战等一系列博弈，日元升值后，日本 GDP 占美国的比重在 1997 年、1998 年之后又急剧下跌，如今日本占美国 GDP 的比重约为 25%，这意味着过去 50 年相对美国的经济实力，日本并未实现实质性增长，这一案例深刻地反映了地缘政治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 全球金融风险报告》更是指出，未来两年全球面临的十大经济金融风险中，有 3 个属于经济方面，而多达 7 个涉及政治因素；展望未来 10 年，极端气候、生物多样化、资源、信息、人工智能、移民、网络、社会分化、污染等风险因素，竟无一项单纯关乎经济领域。这充分表明，如今我们所处的世界已不再仅仅是经济主导，而是陷入了一个充满政治因素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复杂环境之中，诸多以往未曾重视的因素如今都成为了制约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新条件，不确定性的上升时刻冲击着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这无疑是全球经济金融领域面临的重大变化。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面对全球经济金融的这些新变化与诸多挑战，中国积极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致力于构建新的增长模式，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聚焦国内消费市场，挖掘内需潜力

鉴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将发展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国内市场，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来稳定经济增长。从国内需求结构来看，物质产品需求占 GDP 的比重呈现出从 40% 下降至 32% 左右的趋势，这是随着人均收入增长而出现的正常变化，毕竟当人均收入达到 13000 美金后，人们对必需品的消费以及房地产的需求都会有所下降，例如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 42 平米，处于全球较高水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内消费市场缺乏增长空间，恰恰相反，未来在文化娱乐、旅游、卫生、医疗等服务领域的消费前景十分广阔。当下，消费核心正从物质产品消费逐步向发展型消费、服务型消费转变，这是我国人均 GDP 达到 1.3 万美元阶段必然面临的结构转型。为此，中央明确提出要在供给端发力，推动消费领域的变革与升级，这对于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稳定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强化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

制造业一直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且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高达 30.3% 左右，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这四个制造业强国的总和（它们四家占比约为 29.9%）。尤其是在经历了疫情考验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制造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前 20 年我们成功打造出了世界上成本最低的制造业；而后 20 年，不仅保持了成本优势，还将其发展成为既便宜又优质的制造业。展望未来 20 年，中国制造业的目标是朝着又便宜、又好且高科技的方向迈进，并期望能继续维持 30% 左右的全球占比，凭借高质量的制造业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从制造业投资情况来看，其占总投资的比重自 2000 年以来先是逐渐下降，但自 2017 年之后便开始持续上升，如今已占到整个投资的 50% 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制造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同时，这也与国家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的战略高度契合，围绕新兴产业如科技、生物、新能源、新环境等领域，以及对未来极具发展潜力的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甚至人工智能等方向，都紧密围绕打造高质量、高科技的全球制造业这一核心展开布局，为制造业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三）布局碳中和，引领绿色转型

碳中和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非凡，它既是我国对全球做出的郑重承诺，更是我国实现从工业化追赶模式向后工业化绿色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经之路。经过深入分析，预计到 2050 年，中国 GDP 将实现翻两番，突破 400 万亿人民币，与此同时，碳排放量将消减 90%，这无疑是一项涉及重大结构调整与科技创新的宏伟目标。

在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能源革命是关键的第一步。当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高达 57.7%，而未来的目标是要逐步降低煤炭比重，预计将其降至 22% 左右，同时大力发展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事实上，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例如 2021 年在四川地区，光电成本已低至 1 毛 4 一度电，并且将其运输到河南驻马店后，成本仍低于当地的煤电。这一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崛起以及传统煤炭能源面临的变革，此后光电产业得以迅猛发展。目前，风电成本也从 2 毛 5 左右逐步朝着 2 毛的目标迈进，一旦实现，将具备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如今，我国新能源装机容量上升势头迅猛，在全国发电容量中，新能源占比已达 37.5%，已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不过，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储能设备不足、电网建设有待完善以及发电量尚不能完全满足需求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下一步的重点改革方向将聚焦于电网改革以及增加储能设备，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此外，氢能产业也在悄然兴起，凭借清洁的能源来源，我国目前的氢生产成本已能控制在大约三美元一公斤，这一成本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在上海等地已经开始出现氢产品（如氨等）的出口业务，氢产业链正在逐步完善，涵盖储能、重卡、化工等多个领域，为我国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和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核电站建设方面，我国也在稳步推进，重新启动了 276 座核电站。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一座核电站 —— 大亚湾核电站，是由中国银行首创项目融资建设而成，这是我国核电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我国不仅引进了法国、俄罗斯等国的先进核电技术模式，还成功引进并运营了美国的 AP1000 这一全球顶尖的核电站技术（因美国国内政策原因其自身无法运营），并且自主研发出了华能一号，通过技术创新，如今利用中子撞击等技术手段，可将核消耗产生的污染以及废料降低至 10% 左右，这为我国核电产业的可持续、安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其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产业支柱。

（四）发力人工智能，构建完整产业链

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已然步入了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改变着世界。从认知层面来看，人类已经从过去的 “观察科学 - 技术 - 产品” 的发展路径，迈向了如今 “数据 - 知识 - 产品” 的新模式，并且发现了机器认知这一全新的知识认知途径，更为重要的是，机器认知并非简单重复人类认知，而是能够进一步丰富人类认知，这无疑标志着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国，人工智能正全面融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新能源领域，我国已经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传统能源数字化转型以及通讯设备制造方面，同样保持领先优势；在消费电子品牌及电子元器件领域，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尽管目前面临美国的技术禁运等影响，但整体发展态势依然向好。当下，我国正集中力量突破云计算等关键领域，致力于全面构建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以此推动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无人驾驶汽车和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方向极具发展潜力且有望实现重大突破。在无人驾驶汽车方面，全球范围内除了特斯拉之外，其余排名靠前的 5 家企业均来自中国，目前我国的无人驾驶技术已达到 L3 水平并正朝着 L4 级别迈进，而且创新性地采用城市路网与无人驾驶技术相配合的模式进行试点，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人形机器人产业同样不容忽视，它将物理空间、人工智能与机械制造业有机结合，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以上海为例，这座城市正逐渐成为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高地。从全球产业链角度来看，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各个关键零部件，如手、胳膊、肘以及感应器等元器件的生产上，占据了全球产量的 50% 左右，凭借这一强大的产业基础优势，人形机器人产业有望在中国实现蓬勃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

继续注入新的活力。

（五）推动数据资本化，释放数据价值

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进程中，算力、算法和数据是关键要素，然而当下我国面临着美国对算力方面的限制，算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在此背景下，数据成为了我国极为重要的核心资源。

事实上，中国已然是世界上的数据大国，预计到 2025 年在数据规模方面将超过美国，实际上目前就已展现出领先优势。关键在于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好这些海量数据，为此，中央在去年做出了重大决策，出台了 “数据 20 条”。这一政策极具创新性，它摒弃了长期以来困扰大家的数据所有权争议问题，借鉴 1978 年包产到户改革的成功经验，着重定义了数据的持有权、生产权和经营权，明确指出只要持有数据即可，通过生产加工能将其转化为产品，凭借经营可以实现盈利，这一举措犹如打开了数据资源利用的大门，让数据的价值得以充分释放。

紧接着，在去年 8 月，财政部发布了一项重要文件，规定数据可以入表，意味着数据能够作为资产进行衡量，也可被视作负债，进一步明确了数据具备资本属性。这一政策落地后，数据资本的发展便如破竹之势，不可阻挡。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可以观察到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创新实践，比如数据抵押、数据加强、数据贷款以及数据投资等现象层出不穷，涉及的规模从几千万到几个亿不等，而且各地政府也纷纷开展数据的授权经营管理工作，积极推动数据资源走向市场，实现更大价值。例如，前不久在上海的数据交易所，就出现了浙江某中小城市将本地数据打包后在上海成功上市交易的案例，这充分展现了我国在数据资本化道路上已经走在了前列，并且正在不断探索和拓展，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总之，全球经济金融在 2025 年面临着低增长、高财政赤字、金融不确定性增加、贸易碎片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诸多新的环境变化，而中国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保持战略定力，通过构建以关注国内消费市场、强化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积极布局绿色转型、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以及推动数据资本化等为核心的新增长方式，积极应对挑战，努力在全球经济金融的重塑浪潮中，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企业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