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也是中国提出“双碳”战略五周年。2025年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了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为今后十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擘画了新蓝图，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新动力。在11月3日由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正式提交的《2035年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报告》附件中，香港也提出了到2035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这是对国家战略的呼应，也将展现出香港在新时期绿色低碳发展“新赛道”中的傲人成绩与全球引领力。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风电项目配套输电线路建设现场（图：新华社）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共同危机
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重大、最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之一。近几十年，全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生态系统、粮食安全、水资源、公共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成为现实，临界点或将突破。气候变暖已不再是科学预测，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大规模化石能源燃烧，使得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急剧上升。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25年3月19日发布的《2024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2024年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年”。然而，到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未达峰，全球气温仍有继续升高的空间。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更新的《全球年度到十年气候最新通报》则预测2025年至2029年间可能将再次出现有记录以来最暖年份。科学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气候系统正接近或已跨越若干关键临界点，这些临界点一旦被突破，将引发不可逆的连锁反应，使地球系统进入自我强化的失稳状态。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估计，2024年大气环境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至历史新高，较2023年出现创纪录的增幅，可能是第一个比1850-1900年平均水平高出1.5°C以上的日历年；而《全球临界点报告2025》指出，16个重要的气候临界点，其中有6个已在可能被触发的危险地带，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栖息地珊瑚礁正面临“大规模死亡”，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气候现实”，即地球多个关键系统的稳定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极端天气事件愈发频繁，带来经济社会损失。气候变暖将直接导致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与强度显著增加，极端高温、暴雨、干旱、台风等灾害事件呈现出多发、强发、复合化趋势。极端气候事件不仅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也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在经济层面，全球水监测联盟发布的《2024年全球水资源监测报告》显示，受全球变暖影响，2024年全球的洪灾、飓风、干旱等与水循环相关的自然灾害造成至少8,700人死亡，4,000万人流离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5,500亿美元。在社会层面，根据全球移民数据门户公开数据，2022年有3,260万人因自然灾害而被迫流离失所，高出过去十年平均值41%。除此之外，极端气候也对人体健康造成深切影响。2025年度《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已经造成“毁灭性打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热相关死亡率已上升23%，年均相关死亡总数达到54.6万人。
气候变化的影响跨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昭示出气候治理的全球性、长期性与系统性特征，各国应勠力同心，携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中国正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在全球气候危机加剧，全球气候行动正处于十字路口之时，部分经济体气候行动停滞甚至倒退。美国两次退出《巴黎协定》；欧盟在最后时刻才就分歧巨大的2040年气候目标达成“艰难”的一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导致能源供需波动。与之相对，中国坚定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愈发成为稳定性力量，提振全球气候治理信心。
以雄心目标引领积极行动。2009年至今，中国已多次宣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力度不断提升，从2009年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15年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2020年习近平主席宣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再到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2035年覆盖全温室气体和全经济范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展现了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在减排目标引领下，中国先后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现代化进程，从单要素的“节能减排”转变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性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不断推进气候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
政策体系不断健全。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系统最完备的碳减排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制度。在“双碳”领域，出台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等顶层设计文件，制定了12个分领域分行业的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科技、财政、金融等30余项支撑保障方案，31个省（区、市）出台了本地区配套措施；在碳足迹领域，形成了《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为路线图，《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工作指引》和《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国家标准为支柱的政策体系，先后发布2023年、2024年电力碳足迹因子，探索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等工作。
重点领域减排成就显著。在能源领域，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截至2025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2.9亿千瓦，其中风光发电合计新增装机2.6亿千瓦，占比达到89.9%；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22.2亿千瓦，同比增长29.8%，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60.9%；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全口径总发电量的比重为43.1%，新能源发电量合计占全口径总发电量的比重为26.0%。“十四五”以来，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累计增长125.4%，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累计增长204.5%；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累计增长17.5%，累计增速低于同期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增速107.9个百分点。在产业升级方面，“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发展迅速。“十四五”以来光伏组件、锂电池产量分别增长3.7倍、6.4倍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截至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689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0.27%；1-6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696.8万辆和693.7万辆，同比增长41.4%和40.3%，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75.2%；9月新能源汽车单月渗透率达58.37%，创历史新高。
市场机作用不断突显。全国碳市场是碳减排的重要抓手。“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中国先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出台《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搭建法规政策基础框架，完成全国碳市场首次扩围，覆盖全国碳排放量超60%。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6.7亿吨，成交额459.3亿元（人民币，下同）。截至2025年10月28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7.62亿吨，累计成交额514.43亿元；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324.95万吨，累计成交额2.7亿元。此外，中国还建立了碳减排支持工具，激励商业银行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个重点减碳领域，截至2024年底，已发放激励贷款超1.3万亿元，绿色贷款余额36.6万亿元。
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并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气候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坚实行动，不仅为推动实现国内气候目标，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坚实行动带动全球减排进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排放国，以自身减排行动带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加快全球减排进程。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决心，中国将用全球歴史上最短时间完成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和全球最高碳强度降幅。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储能、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有效降低了全球清洁技术成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减排路径。此外，中国为全球贡献了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截至2024年底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和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推动全球绿色产业链重塑。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国、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和消费国，重塑全球能源技术竞争格局。截至2025年8月底，中国风光装机总规模约17亿千瓦，占全球比重接近一半，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1.2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5.8亿千瓦，装机规模是2015年近10倍；同时为全球贡献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引领了全球电动出行变革。2024年度，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实现了质的飞跃，首次跨越200万辆大关；2025年1-9月，新能源汽车出口175.8万辆，同比增长89.4%，显示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提供高质量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绿色一带一路”等公共产品，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及能力建设支持。在技术方面，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提高了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可及性，2023年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助力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8.1亿吨，在丰富全球绿色低碳产品的同时降低了全球转型成本。在资金方面，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出资贡献，自2016年以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及动员的气候资金总额超过1,770亿。在能力建设方面，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截至2025年10月，中国已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了55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累计实施3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为120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余人次培训名额。
建设性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早在1992年，中国即签署并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成为最早一批履约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此后在历次《公约》缔约方大会谈判中，中国始终扮演建设性角色，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和公平原则，为达成《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实质性成果作出贡献，持续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香港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先行者
香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在2014年达峰，2023年排放总量与2005年基准年和2014年峰值时相比，已分别下降约19%和24%；人均排放量约为4.58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14年下降近三成。香港积极采取减排措施不仅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通过其独特区位优势与制度优势服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大局。
制定气候目标与行动蓝图。香港先后提出了不同气候目标，在2017年发布《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30+》中提出“在2030年把碳强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65%至70%”，并在2021年进一步推出了《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提出通过实施净零发电、节能绿建、绿色运输和全民减废四大策略，实现“力争在2035年前把碳排放总量从2005年的水平减半”和“及早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中长期目标。考虑到《巴黎协定》同样适用于香港，特区政府应按照履约要求尽快更新气候行动总体目标与实现路径，助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地缘相近、文化相亲，在气候治理政策融合发展方面有天然优势，并在碳足迹管理领域开展了先行探索。粤港两地早在2016年就签署了关于开展碳标签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逐步探索粤港澳碳标签互认机制，2022年初国家认监委正式批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深港）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工作。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具备发展绿色金融的先天优势，中央政府也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打造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目前绿色债券的市场反应较好，2024年香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务（包括债券与贷款）总额超840亿美元，占亚洲市场区域总量的45%左右，连续7年位居亚洲首位。此外，香港科教实力较强，可支持大湾区绿色低碳教育科技协同发展，目前香港中文大学已在深圳校区设立了大湾区国际碳中和研究院。下一步香港应主动作为，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供给，支持香港及大湾区各类转型项目及技术研发，加快大湾区科教融合发展，构建大湾区“科教－产业－金融”协同创新链条。
打造中外气候治理连接点。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使其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气候合作平台，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沟通桥梁与传播窗口的双重角色。一方面，香港凭借国际化的市场体系、法治环境和监管标准，可成为中国与世界涉碳标准与信息披露的衔接桥梁，推进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与内地相关目录的对接，同时通过其法律制度与会计标准，助力中国碳排放标准、碳足迹标准、信息披露标准的国际互认。另一方面，香港拥有丰富的国际传播资源和展会经验，可通过申办联合国气候会议、主办各类气候论坛和展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形成面向全球的“中国气候叙事”。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中国积极推动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已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香港作为连接中外的重要纽带，既肩负国家战略使命，也拥有国际合作空间，有条件、有能力在“双碳”进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原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5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