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洲脱碳进入攻坚期，绿色金融正在从支持“纯绿项目”走向支持高排放行业有序转型。香港2026/2027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与第2A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相继落地，显示香港正加快由绿色金融中心向转型金融枢纽延伸。凭借制度建设、市场深度以及连接内地与东盟的网络优势，香港有条件在标准衔接、融资组织、项目孵化和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为东南亚低碳转型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转型金融何以成为亚洲脱碳的破局之钥
当前，转型金融之所以迅速升温，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减排已进入处理存量高排放资产和高耗能产业的阶段。过去一段时间，绿色金融更多聚焦风电、光伏、电动车等“纯绿项目”；而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真正决定减排进程的，往往是煤电、制造业、航运、建筑和高耗能供应链能否沿着可验证、可融资、可披露的路径逐步降碳。
从现实情况看，东南亚面临的难点并不只是资金不足，更在于高排放行业转型周期长、项目收益结构复杂、底层数据不够完善。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东南亚能源需求增长逾35%，电力需求增长逾60%；截至2025年，区域煤电装机已达121吉瓦，尚未回收的煤电资本规模仍然庞大。与此同时，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东南亚每年仍需约2100亿美元投入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在更广泛的亚太地区，气候适应相关的年度融资需求约为1020亿至4310亿美元。由此可见，亚洲面临的已不是“要不要发展转型金融”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快建立一套既讲减排成效、又顾及增长和就业的转型融资机制。
香港：从“绿色识别”到“转型识别”的制度跃升
在这一背景下，香港的优势首先体现在制度推进速度上。香港2026/2027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明确提出，香港金融管理局将持续完善《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并争取于2026年内制定银行绿色转型规划指引；2026/2027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同时提出研究在港设立绿色科技项目加速器，并在企业同意前提下便利金融机构获取公用事业用量数据。这意味着，香港正把转型金融所需的标准、披露、规划、项目孵化和数据基础设施逐步打通。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分类目录已经从“识别绿色活动”延伸到“识别转型活动”。2026年1月发布的第2A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已将覆盖范围由首阶段的4个行业、12项经济活动，扩展至6个行业、25项经济活动，并纳入转型元素和气候适应目标。随后，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又在2026至2028年策略重点中，把扩大转型金融规模和支持适应融资列为重点方向。制度层面的连续推进，为香港发展转型金融提供了较清晰的政策框架。
香港的比较优势，不只是资金规模
除了制度先行，香港更突出的优势在于其金融市场的组织能力。官方资料显示，2024年香港绿色和可持续债务发行总额达844亿美元，同比增长61%；其中，在港安排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券规模为431亿美元，约占亚洲国际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市场的45%。与此同时，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已延长至2027年，并将转型债券和转型贷款纳入资助范围。截至2025年8月底，该计划已为在港发行的逾600笔绿色和可持续债务工具提供资助，涉及基础债务规模超过1670亿美元。
这些数字的重要性不只在于体量，更在于香港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债券发行、银团贷款、认证评估、法律会计、风险管理和跨境投资者服务体系。对于转型金融而言，这意味着香港不仅可以提供资金，更能够把企业转型计划、信息披露、关键绩效指标与融资安排结合起来，提升市场对“转型”的识别和定价能力。
“超级联系人”：香港服务东南亚转型金融的基础条件
香港之所以有条件把制度和市场优势转化为区域服务能力，一个重要前提是其与东南亚之间存在长期、紧密而现实的经贸联系。根据“第九届中国香港—东盟经贸部长会议”联合声明，2024年东盟与香港双边货物贸易额达1325亿美元，香港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为143亿美元，东盟继续是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换言之，香港并非站在区域之外“设计”东南亚的转型金融方案，而是本就深度参与区域贸易、投资和供应链网络。
这种联系对转型金融尤其重要。因为转型融资的落点往往不是抽象的“绿色目标”，而是具体企业、具体园区、具体能源和工业项目。香港若能顺着真实贸易和产业链条识别融资需求，再叠加其离岸融资和专业服务优势，就更容易把项目来源、风险评估、融资安排和投资者对接串联起来。
四大维度：香港助力东南亚转型金融的路线图
展望未来，香港助力东南亚壮大转型金融，可重点沿以下四大维度发力：
其一，推动标准衔接。2025年底发布的《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四版）已完成六个重点行业和三个赋能行业的Plus Standard覆盖，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语言。香港可在自身分类目录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新版《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之间的映射、比对和应用指引，降低跨境融资中的标准摩擦和合规成本。
其二，强化融资组织功能。当前东南亚最迫切的融资需求，并不只在新增绿色项目，也在煤电退役、工业节能改造、运输燃料替代和制造业流程降碳等过渡性活动。香港可依托债券市场、银团贷款市场和离岸人民币平台，为公用事业企业、园区运营商和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设计转型债券、转型贷款及可持续挂钩融资工具。
其三，培育项目孵化和混合融资能力。东南亚不少项目并非没有转型价值，而是暂时不具备商业融资条件。香港可结合预算案提出的绿色科技项目加速器构想，联合多边开发机构、商业银行和长期资金，把“有转型潜力但暂不可融资”的项目，转化为“可尽调、可评级、可投资”的资产。
其四，完善数据与碳市场基础设施。转型金融要真正扩容，离不开更透明的环境数据和更高效的市场基础设施。香港正研究便利金融机构获取企业公用事业数据，Core Climate也提供国际自愿碳信用的港币和人民币结算安排。若未来能进一步加强与区域企业披露、碳市场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衔接，香港在东南亚转型金融中的平台价值还有望继续上升。
从参与者到规则制定者
当然也要看到，东南亚各经济体在能源结构、监管基础、项目成熟度和披露能力上差异较大，跨境标准互认、企业数据质量和项目储备仍是现实制约。正因如此，香港未来能否真正发挥枢纽作用，关键不在于提出多少概念，而在于能否把分类目录、转型规划、项目储备、底层数据和跨境资本有效连接起来。
总体看，随着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市场工具持续丰富，香港已具备从绿色金融中心进一步延伸至区域转型金融平台的基础。下一步，若能把本地制度优势、国际资本市场能力与东南亚真实转型需求更紧密结合，香港有望在亚洲转型金融发展中发挥更具实效的支点作用。
作者：董禹，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香港银行学会绿色金融专业人员
来源|新华财经